但在国内，我们的基层干部，包括市区县和乡镇干部，普遍缺乏农民合作社基本知识，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能力指导当地农民建立比较规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碍于国企身份，田仁里不好对此多做评价，只好转移话题道：“齐董，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黄泛区农场的郭场长。” 田仁里身边的秃顶中年人与齐政握了握手，笑道：“久仰齐董大名了，听说嘉谷要在黄淮海地区推广‘嘉豆13号’，我就冒昧跟着田总过来打扰了。” 齐政摆摆手道：“哪里的话，我得感谢贵农场对我们嘉谷新品种的认可和支持……” 黄泛区农场是豫省唯一的大型一类农垦企业，常年种植大豆，此前还引进了嘉谷的高蛋白大豆品种，因此齐政对于他的上门也并不感到意外。 三人寒暄几句过后，话题又自然而然地回到了嘉谷合作社的分红上。 “好家伙，我算了算，加入嘉谷合作社的社员，投资回报率快达到40%了吧？”田仁里也旁观了嘉谷合作社的分红，简单一算，就得出了令人惊诧的结论。 齐政笑而不语。 嘉谷系合作社充分体现了合作社的基本性质和功能，即合作社大部分盈利最终为全体社员所分享，40%的投资回报率听起来夸张，但并不是天方夜谭。 而这落在田仁里与郭场长眼里，就是绝对的“稀有之物”了。 田仁里都不禁对齐政竖起大拇指：“真·合作社！” 他们对国内大部分的农民合作社还不了解吗？ 区分鉴别是否是真正的农民合作社很简单，看它们的利益格局如何设置就行了。 那些打着合作社的旗号进行农业生产的，作为合作社社员的农户基本无法参与任何决策，也无法公平地分享收益。所谓的“合作社”，更多只是为能人大户、龙头企业或各类公司等创办主体带来独享利润，它就不是真正的农民合作社。 嘉谷系合作社能有今天，可不仅仅是一句“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就能概括的。 从生产力角度来看，它固然打破了小农生产的格局；但从利益分配角度来看，它是继承了中国农村长期以来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收入格局。 “半工半耕”，即年龄比较大的老一代在家务农，年轻人外出务工，由两代人同时务农和务工来获取两笔收入，从而获取相对体面的生存条件。 正是这种模式，使小农经营具有极其强大的生命力——很多难以在城市里站稳脚跟的农民工并不会将耕地流转出去，更不用说会卖掉了，而是留给年老父母耕种。父母耕种小块土地，收入不多，却基本上可以应对家庭一般性人情社会支出，可以解决一家温饱问题。有了父母的务农收入，年轻人在城市务工收入就可以储蓄下来。 嘉谷系合作社设置的利益格局最妙也是最难做到的地方，就是没有剥夺农民从土地获得基础性收入的机会，反而把农民从艰苦且低效率的劳动中解放了出来。 据田仁里的了解，很多上了年纪的农民把地交给嘉谷合作社去种后，每年稳稳地拿分红，同时可以为儿女照顾下一代，减轻儿女的压力，不知道减少了多少家庭矛盾。 如果不是嘉谷系合作社本身具备的“维稳”作用，田仁里敢肯定地说，在土地流转经营政策相对模糊的当下，嘉谷想将合作社安安静静地发展到如今的规模？做梦吧。 另一边，黄泛区农场的郭场长心情就相对更加复杂了。 几乎在全国所有省区，国有农场的农业机械化程度、科技水平、农业组织化程度、农业综合服务能力都好于地方。能以占全国不到4%的耕地，提供占国家定购粮10%的商品粮，一向是让郭场长这样的国农人骄傲的。 嘉谷资本刚开始自上而下通过合作社来组织小农的时候，像他这样的国农人还会警惕，农业资本家将农民组织起来，是不是想从农业中获得超额利润？ ——因为这正是日韩的情况。他们强有力的综合农协，可以相当有力地控制农产品市场，农产品可以卖出好价；但与此同时，他们的国民也不得不承担着更加高额的食品支出成本。 也许有人会质疑中国农产品的质量不如日韩生产的，但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讲，也包括日韩普通人士来讲，首先是要有吃的，然后才是高质量的吃好。当经济收入很高的“高等人”在讲究吃的质量与品味时，经济收入一般的人们则首先要有得吃。 m.ｘiＡｐｅ.cＯ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