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一贯以来的田赋制度，其实和后来两晋的占田制、北魏的均田制差不多。都是给百姓预估一个他们能种的田的规模，但不管百姓实际上有没有那么多田，都按理论值收税。 无非是具体数值不同，东汉算的理论值是人均种田一百汉亩，到两晋降低到七十亩，北魏进一步降到四十亩。 但与此同时“三十税一”的税率名义上却没变，只是国家摊到每一亩田上的理论亩产在变高。比如汉朝认为一汉亩的三十税一只有四升谷麦，晋朝认为有六升，北魏认为是八升——在这个演进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华夏农民种田的精耕细作程度和每亩单产都在不断提高，所以单个劳动力力所能及能种的面积也在减小。 所以，以汉朝的税赋制度，要改革到隋唐时候的租庸调制，百姓和士绅的理解难度其实没多大，谁让这七百多年里税制都是换汤不换药、只有小打小闹微调呢。 反而是三国时期的屯田制，跟前面的汉、后面的晋北魏差距都很大，从“百姓理论上能种多少田”这一征收基准，切换到了以“百姓实际上（通过问官府借高利贷）种了多少田”作为征收标准，算是一个历史的“杂音”。 正是因为这样的传承，让李素在看刘巴写的租庸调法各部分税率设置时，才有一种“刘巴非常轻车熟路，好像交代他的事情他都很轻松就能理解”的错觉。 …… 在刘巴初步修改过的方案中，李素看到的新“租庸调法”下，蜀地百姓一年应该缴纳的全部义务，包括以下部分： 首先是按丁计算的人头税（在租庸调制里可以折算为调）。 汉朝一贯以来是每丁每月十钱、一年就是一百二十钱，但还有各种临时加赋和歧视性政策。 而在刘巴的新方案里，重新正式厘定为每丁每年三百钱，同时取消其他加派和歧视——别看这个似乎一下子提高到了一倍，“横征暴敛”，但仔细算算其实不多。 因为汉灵帝的时候，为了平羌乱，就给百姓加过“天下百姓每亩理论田加两钱”的额外税，名义上是田税，实则也是人头税。按照前面说的汉朝每丁百亩理论值，一年就是二百钱，再加上和平年代就有的一百二，实际上是三百二十钱。 这种加派说是临时措施，但其实已经常态化了二十多年了，只会多不会少。刘巴无非是把遮羞布扯了，给百姓实际上少收四分之一，但明着告诉百姓以后也不会减免回去了，永远那么高。 李素刚看到这一点时，抬头指着质疑道：“此举会不会让天下士绅攻讦大王冒天下之大不韪？毕竟这种事儿，好做不好说啊。” 刘巴诚恳建议：“时移则事异，人丁算赋的底价，自文景之时制定，已有三百余年，百姓生产的能力早已非数百年前可比，加一倍其实也不多。反而是此后十几代帝王，虽不改算赋，却巧立名目加捐加派。 如今乱世，当用简明之法，如高祖当年初入关中时的约法三章。但蜀地百姓又少受战祸、多有奢靡轻慢，所以只有‘严而简’，才可实现大治。” 刘巴的意思，核心就是两句：约法三章的简约之利要占，但执法松弛的弊端要改。法律可以少，没有弯弯绕，但执法力度一定要强，大家都心服口服。 刘巴注意到了李素的犹豫，还热心地指着几条对百姓有好处的简化，解释道：“右将军，就算只看名分不看实际，这条算赋法其实也没有盘剥百姓。好歹我们现在的三百钱是所有丁男一刀切的，女人也都是算男人的一半。 而如果按照旧法，很多早自前Ｍ.ｘIａPｅ.cＯ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