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可能有不同的结果，也许在建立权力方面表现出如此高超技巧的煽动家希特勒，会变成一个真正的政治家。” 当我走进帝国总理府时，我依然能听见曾经我说过的话在我耳旁遥遥盘旋，它们仿佛是一迭老掉牙的唱片，向我隐隐冷笑着传递某种隐秘，特别是当我辞去参谋总长这一职务时，上面一段话总是无间断的在我脑海里播放，也许要感谢她撕毁条约，因为随着她每一次发动战争，我都可以听见这个从我内心里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小，而后它变得越来越微弱，有时候甚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当我抬起头时，我能看见在大厅里镶嵌的那只石鹰，它的双爪紧扣着那只党徽，几乎占据着一面墙的空间，我想这里与我当时离开时已经有非常大的不同，我想我能准确的指出这里多了哪些东西，包括石砌的罗马柱与层层迭迭对称的阶梯，使人感觉到某种程度上的冷漠与敌意，特别是当我的影子逐步投射在泛光的墙面时，我能看见它因为光线而躬身匍匐下来，这是她要求她的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做出的精心设计，她希望在给访客留下深刻印象与制造心理压力的同时，提醒到他们不过是群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我想如果我是一个迫切希望与权力产生联系或者想与根本利益链结缘的普通人，也许我会诚惶诚恐地来到这里，仿佛朝圣般的接受觐见，然后被它产生的集体荣誉与掌声所收买，所有来这里的人都无法拒绝权力与财富，特别是当我清楚哪怕是在这里成为她旗帜鲜明的反对者，与之大声叱咤，其实也不过是对权力的过激反应时，我也只能无奈地承认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万事万物都没有任何变化，而当我时隔多年急步行走在总理府内，打开每一扇半掩的门，经过每一座伸出露台的女像柱，甚至为挂在墙面上油画驻足时，我都能仿佛接触到她的幽灵，仿佛是她被局限与拘禁于总理府之内，眼前曲折的长廊与脚下质地柔软的地毯向我顽固地展示出前元首的影像，无数细节与信息碎片几乎扑面而来，仿佛举起与端详一颗被打磨好的琥珀，能从每个角度都能观察到她的生活习惯，又仿佛是我亲自制造的蝴蝶标本，而当我屏息打量时，甚至伸手触碰时，她的影像又随之模糊不清，如同这里在一夜之间就被蒙上一层又一层幽暗的面纱，我则目不斜视地注视着这瘫痪的中心。 政变带来的麻烦不出我的意料，那些散落满地的文件，时不时响起的凌乱脚步声，都提示政变已经成了既定事实，可当我穿过那些长廊，往上进入前元首的办公室时，我却依然为这里的整洁震惊了，没有偷盗，一切东西都维持得井井有条，她的秘书们似乎在撤离这里之前，又把她的办公室整理与清理了一番，但她们都非常聪明的把每个房间的标识弄混，似乎是有意为我们制造些许无伤大雅的混乱，或者希望我们不能找到前元首的房间。 但这些错误的方向并没有给我造成多少困扰，反而使我不断在记忆中描绘我无数次因为去往补充军总部而顺便抬头的那一瞥，她没有让人把那些红色绒布沙发搬开，又或者没有取下摆放在壁龛里的雪绒花，如果我现在走到窗口处，我能看见在斑德勒街因为夜风的吹拂而沙沙做响的菩提树叶。 我究竟等待这一刻有多久？或者被冠以叛徒之名有多久？我也记不清具体时间了，也许要比我预料的时间长太多，几乎抵消了起事成功后应有的喜悦，而特别是转移阿道夫.希特勒后，我内心中的愤懑被慢慢地抽离，在注视同僚们对她一个比一个激烈的反应后，我反而陷入无法说出口的迷茫，而这样的迷茫也曾让我无法立刻当机立断，特别是曾经作为职业军人，从本职范围以内的专业角度企图限制她的军事扩张行为，却始终不得其法时，只是让我觉得意气颓唐，虽然我清楚这样的丧失精神只是为密谋增添不必要的阻碍，而感情用事无疑是失败者的生理缺陷，那些教训也让我擦拭掉遮蔽在眼睛上的云翳，我明白我身处中心更要表现出与其匹配的理智与必要勇气。 只是我依然是焦虑的，伴随着我的前进，我的左手依然自然而然地摩挲手枪，或许是因为上辈子没有成功自杀的缘故，但如果在柏林再次被逮捕，我确定我自己能对这个不幸的局面负责，可当我的手推开她办公室的门时，我不由得慢慢松手，严格意义来说，这里与我想象的其实分毫不差。 从前守在这扇门外的宪兵已经被控制住，而我则毫不犹豫地走入这间办公室，相比我自己在利希特菲尔德街区那座没有颜色的办公室，这里的装修一定反映出了她私下的审美，虽然她一直都在民众面前表现出她对普鲁士与条顿精神的热衷，但这些在名贵吊灯下闪烁的油画与柔软的靠背皮手椅，却又向我静悄悄传递着自从我辞职后就从未踏入的房间的归属者的偏好，而我坐在她的高背椅上时，我的目光才慢慢扫视着这个房间的陈设。 这里也许要比我的房间更有活气，毕竟我只在我相当空旷的书房挂了一幅老毛奇的画像，而她深色背景的墙纸上却挂着不同的M.ＸIAｐＥ.cO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