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要么已经死了，要么在死人堆里奄奄一息地挣扎着！” “逃离了‘死亡列车’之后，我们的情况总算有所好转，每一个士兵都拿起了武器向俄国人猛射，我隐约能够听见卑鄙的俄国佬不断地发出惨叫，我在心里为战友欢呼着，为他们的勇敢行动喝彩和鼓劲！” 根据这一段回忆，对这次空降突袭行动红鹰团的伤亡情况，后世一直由争议。按照西方学者的意见，在经过了最初的慌乱期之后，芬兰白军进行了誓死反击，给“俄国人”造成了极大的伤亡。 甚至有些“有良心”的西方历史学家宣称，“俄国人”这次行动根本就是惨胜，只是靠偷袭和凭着运气好才侥幸成功，实在不值得大书特书，反而应该当作反面典型批评。 对于西方的主流意见，苏联学者是嗤之以鼻，他们毫不留情的挖苦道：“福塞尔的回忆录根本不值得一提，那个被吓破了胆的毛孩子一直躲在船舱里连头都不敢抬，从始至终他都没有搞清楚一个基本的事实——袭击他们的不是‘俄国佬’，而是红鹰团的中国工人士兵……连对手是谁都没有搞清楚的回忆录，有什么价值？” 甚至苏联专家还毫不留情的挖苦道：“以福塞尔当时所处的位置，根本就不可能听到两百米外‘俄国人’的惨叫声，他更可能听到的是芬兰白军的惨叫和垂死挣扎声！” 当然，对于这些，西方学者是视而不见的，三十年后，他们还固执的宣称发动袭击的是“俄国人”，还言之凿凿地断言‘俄国人’遭受了沉重地打击。 当然，他们有被打脸的时候，1950年，随着苏联的新一代领导人安德烈.彼得洛维奇登上最高权力宝座，一段反应安德烈同志早期革命生涯的大型纪录片中，赫然就有这场袭击战斗的真实影像。 随着这一段影像的曝光，关于‘俄国人’伤亡的讨论才渐渐降温，大感丢脸的西方学者们立刻就放弃了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做文章，一个个纷纷都装作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场战斗。 “叶夫根尼，手不要发抖，将摄影机拿稳了！”李晓峰拍了拍身边小毛孩的肩膀，让初上战阵的“苏联的厄尼.派尔”冷静一点儿，“不要害怕，有我在，你没事的！” 叶夫根尼.彼得罗夫今年才十五岁，作为一个共 青团 员，他获得了一个很光荣的机会，被团 中央书 记安德烈同志一眼看中，选拔为了“御用记者”，按照安德烈同志的要求，他要用自己手中笔、相机和摄影机记录下俄国人 民志愿军在芬兰的战斗情况。第一场战斗爆发的时候，他也极其幸运的踏上了这片战场。 1950年叶夫根尼对采访他的西方记者说道：“枪响的那一刻，我害怕极了，差一点就丢掉了手里的便携式摄影机，这台新式机器是安德烈同志赞助给我，说实话性能真的不错，在它损坏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找到另一台跟他能相提并论的机器。直到二十多年后，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当我偶尔向安德烈同志提起这件事时，他又赞助了我一台更新式的摄影机……” “言归正传，战斗是在早上七点半打响的，我们的第一轮进攻就给芬兰白军造成了极大的伤亡，这么说吧，芬兰人几乎被打傻了，他们每开一枪就会遭到我们十倍的还击，我们用强大的火力牢牢地将他们压制住了，这群可怜虫只能缩着脑袋趴在草丛或者铁路路基后面，连头都不敢抬一下！” “伤亡？好吧，这个话题真心没有什么可讨论的，我不知道有什么巨大的损失，用这词儿描述芬兰白军的损失更恰当。我们没有什么伤亡，当你用火力压制住敌人之后，战场对于你来说就是相对的安全了，至少安德烈同志在这场战斗中从来没有主动寻找过掩体，你们也能从我拍摄的影像中发现这一点，当我哆哆嗦嗦趴在地上摄影的时候，安德里同志就在我身边或者身前笔挺地站在那里抽雪茄……” “你为什么老是要纠结什么狗屎的巨大的伤亡呢？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巨大的伤亡，整场战斗下来，我们伤得最重的同志就是不幸扭伤了脚踝，那个倒霉鬼一脚踩空了，脚脖子肿得比馒头还大……你们应该从影像中看到过他，唯一被担架抬上飞机的就是他……谁说他死了！他还活着，活得好好的，比我还要硬朗！如果你们想去采访他，可以去中 国哈尔滨，他在当地中学当体育老师，每一年俄国人 民志愿军胜利纪念日他都会来彼得格勒，我们这些老家伙会一起高兴的喝上一杯！” 西方记者总是想挑刺，但每每都会被叶夫根尼给哽回去，以至于他们在最后的报道中恶毒地攻击道：“叶夫根尼.彼得罗夫已经丧失了身为记者最后的职业道德……他就是一个可笑的只懂得阿谀奉承当权者的卑鄙小人……我们很怀疑，在俄国是否在存在着真正的记者！这真是一种悲哀！”M.ｘIaｐｅ.CＯ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