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后,革命局势变化之快令蔡元培瞠目结舌。作为著名的学者,蔡元培坚信行动重要,但是理论更重要。遍观当时真正以推翻满清目标的革命党,孙中山已经是最能拿出理论基础的人。蔡元培宁肯暂时离开光复会,而与孙中山商讨,就是欣赏支持孙中山的革命理论。 陈克这个青年当时根本就不入蔡元培法眼。更别说陈克自己根本也不投身光复会,而是单枪匹马的在上海搞起了自己的革命组织。就这么一个身无分文,靠向秋瑾卖表换取了几十两银子的青年。开场染布、制药,接着办学校,组建政党。再拜严复为师,去北京见了见世面,接着突然就崛起在安徽的水灾中。 等蔡元培再把目光转回陈克身上的时候,就眼见人民党猛烈崛起。大有席卷天下的模样。而与人民党保持合作的陶成章与秋瑾、徐锡麟等人,虽然屡遭挫折,却也在率领光复会脱离同盟会之后建起了功业。黄兴宋教仁1908年脱离同盟会,带走了作为骨干的湖南华兴会成员。原本位居革命领导地位的同盟会,在没有任何外敌打击的局面下竟然这么急速瓦解了。 在这样的局面下,孙中山并没有消沉。相反,他埋头著书立说,试图建立起能与人民党对抗的革命理论。蔡元培觉得帮不上忙,这才回到了浙江。却恰逢段祺瑞统领北洋第三镇杀进浙江,给了陶成章、秋瑾等人领导的光复会沉重打击。听到了陈克传的话,蔡元培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前往袁世凯那里谈判的。却没想到袁世凯居然给了光复会存在的空间。 光复会从灭顶之灾中保住了存在,可局面变化给了同盟会最后一击。袁世凯与人民党突然脱离军事对峙,回师北京夺取了中央政权,同时大开国会。这下,曾经在日本闹腾革命的各个派系,以及革命青年们都看到了共和宪政的曙光,他们再也不管同盟会。要么倾向于已经实际确立的君主立宪,要么干脆就回国投奔北洋去,试图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蔡元培得到了从日本传来的消息,同盟会已经名存实亡。内部各个派系全部回国,参与到各省的议会争夺中。还固守同盟会的,只剩了孙中山、陈其美,还有北方以汪精卫为首的少数革命青年。 就在心急火燎的时候,孙中山突然把终于完成的《三民zhu义》这份革命纲领以及政治设计托人送给了蔡元培。蔡元培一看就决心以这个纲领来建设全新的浙江。 在浙南的日子里,蔡元培也研究了不少国内各个政治派系提出的纲领。陈克提出的纲领虽然不怎么对外宣传,但是也不是完全弄不到。蔡元培一看陈克提出的“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人”的纲领,立刻就彻底反对了。吹嘘人民权力是一码事,但是以政治制度保证“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人”是另外一码事。 劳动者必须至于知识份子,或者说蔡元培这类知识份子领导的地主士绅集团的领导之下。这是蔡元培真正认同的制度。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的确是劳动者,他们凭什么站到人读书人头上?哪怕只有这一点,蔡元培就与人民党划清了界限。 但是孙中山的《三民zhu义》却能让蔡元培从中看到理想。由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构成的孙中山革命纲领,简称“三民zhu义”。 在孙中山的政纲中,三民zhu义被完整地表述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话。 民族主义是孙中山首先扬起的战斗旗帜。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民族间矛盾——既有帝国zhu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有以满族贵族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同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矛盾,而帝国zhu义和清朝统治集团正日益勾结起来。 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反满”。“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始终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清末的战斗口号。这不仅由于清王朝是一个由满族贵族“宰制于上”的封建**政权,还因为它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反满”口号所以具有广泛的动员意义,原因就在于此。避免中国被瓜分、共管的厄运,争取民族的**和解放,是民族主义的另一主要内容。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把“外邦逼之”和“异种残之”并列为民族主义“殆不可须臾缓”的基本原因。“非革命无以救垂亡”,而革命必须“先倒满洲政府”,民族主义的反对帝国zhu义压迫的意义蕴涵于此。 民权主义是三民zhu义的核心。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又一个主要矛盾,即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是:揭露和批判封建**主义,指出封建的社会政治制度剥夺了人权,因而,决非“平等的国民所堪受”;必须经由“国民革命”ｍ.XＩａPｅ.Cｏ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