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他亲口所说，我俩是天下的英雄，并没有说我俩是天下的奸雄，这当然就是确凿的证据，对不对？ 第二条，“英雄”的版本，出自范晔的《后汉书》，性质属于正史，即正规的史书。而“奸雄”的版本，出自孙盛的《异同杂语》。《异同杂语》，也简称《杂语》。《隋书》中的《经籍志》，记载有《杂语》五卷，应当就是孙盛的作品。但是请注意，《隋书》并没有把它分类在史书当中，而是划归在“小说”一类。而当时的小说，在班固的《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中，被定性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比较起来，可信度就比正史要差了。 第三条，最为关键，要多说两句。“奸雄”一词，后世一般的理解，都是奸诈的英雄，含义有褒有贬：虽然性格上极其奸诈，但是才能上却真是了不起，终归还是英雄一个。用这样的理解去考察许劭评语，就会高度认同“奸雄”的版本。但是很遗憾，这种习惯性的理解，是很成问题的，因为这种理解，与“奸雄”这个词汇在当时的准确含义，并不能完全吻合。 研究历史必须读古书，而古书中有的词语，随着时代的变迁，含义会出现变化。语言学界的泰斗王力先生，在他的名著《古代汉语》中，专门讲了这个问题，题目叫《古今词义的异同》。他特别提醒说：“时代不同，词义就可能有变化。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不能不加考察地以今义去理解古书中的词汇。”王力先生的提醒，是我们考察许劭评语版本的指南针。举例来说，比如“小品”，魏晋时期是指佛教经典的简略本，如果说成春节晚会的语言类节目，佛家师父就要笑了。又如诸葛亮《出师表》中“先帝不以臣卑鄙”一句中的“卑鄙”，是指自己社会地位的卑下鄙贱，如果说成品德的恶劣，孔明先生就要生气了。孙吴名将朱然的外貌，史书说是“气候分明”，这里的“气候”是指一个人流露出来的精气神，如果说成天气气象，朱然就要反对了。由此可见，我们理解古书中的词汇，只能按照当时的原意去理解，而不能用后世已经发生变化的意思去理解；用流行语言来说，就是不能搞词汇意义上的穿越。 同样，“奸雄”一词，当时准确的含义，与现今的理解完全不一样。这个词汇，是从《荀子·非相篇》的“奸人之雄”四个字浓缩而来。奸人的含义很明确，就是坏人、恶人，完全是负面的贬义，所以才有汉奸、内奸的称呼。而“奸人之雄”，则是坏人当中的称雄者，用大白话来说，这不是一般的坏蛋，而是坏蛋当中最厉害的大坏蛋。荀子认为，这种“奸人之雄”，最能蛊惑人心，对社会的危害极大。因此，圣明的君主要想治理好天下，首先就要把这种“奸人之雄”全部诛杀了，然后再来铲除一般的盗贼；因为盗贼还能通过正面的教育来使之改过自新，而这种“奸人之雄”完全坏透了，任何办法都改变不了他，只有让他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 到了汉代，“奸人之雄”，以及由此浓缩而来的“奸雄”，常常出现在史书中。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在《汉书》卷八十四《翟方进传》、卷八十三《朱博传》中。说是西汉成帝时的丞相翟方进，上奏章弹劾朝臣朱博、孙闳，严厉斥责他两人是“奸雄之党”，结果朱博受到撤职处分。稍后到汉哀帝，朱博起死回生，又当上了丞相，却依然不思悔改大干坏事，遭到左将军彭宣的猛烈弹劾，说他“倾乱政治，奸人之雄”。于是朱博被抓到监狱中，赐饮毒酒而死。同一个朱博，身上得到两个定语，一个是“奸雄”，另一个是“奸人之雄”；招来的下场，不是丢官，就是丢命。这充分说明当时的“奸雄”，与“奸人之雄”完全是一回事，都是指罪大恶极的头等坏蛋，完全是负面的含义，没有一点点褒扬的意思在内。 总之，当时的“奸雄”，其实就是“清平之奸贼”一句中所说的“奸贼”，而且还是比一般奸贼更恶劣的大奸贼。把当时这个词汇的含义弄清楚，弄准确之后，再来做判断就容易了。两种版本中，应当是完全具有正面褒奖含义的“英雄”，才是可信的原版；而完全具有负面贬损含义，一点都没有正面褒奖含义的“奸雄”，则属于好事者道听途说的误传。道理很简单，如果曹操被人评价为罪大恶极的头等坏蛋，无可救药的大奸贼，他听了之后还会兴奋得大喜而去，那脑袋恐怕就有问题了。因为他千方百计找许劭为自己作评价，原本是想洗刷掉家庭出身上的耻辱，现今家庭出身的耻辱还没有得到洗刷，却又招来彻底否定自己的大嘴巴子，更添加了新的奇耻大辱，家庭和本人都成为士大夫群体的笑柄，他怎么会高兴得起来呢？对不对？因此，最Ｍ.ＸｉAＰｅ.ｃＯｍ